从华强北到非洲

　　小米公司的多款红米系列产品都由国内最大的ODM公司（原始设计制造商）闻泰科技打造——从设计、采购物料到生产组装等全套服务均由闻泰提供，最后贴上红米的商标。

　　溃败来得和当年进场时一样迅猛，从2013年2月开始，每月“跑路”的手机厂商有200-500家。与巅峰时期的6000家相比，年底只剩下不到800家。

　　他们没有先做好PPT去找融资，而是拿着实习工资在龙岗区租了民宅，再用两个月的时间做出样品，放到国外众筹网站上预售，筹到27万美元，成立了uArm公司，引起了很大关注。

　　那时初代iPhone刚问世不久，触摸屏成为新的技术潮流。汇顶投入大量成本，研发出10点触控技术，但当时的大品牌手机厂商根本看不上这家小公司的方案。后来，汇顶成为中国电容式触控芯片第一大厂。如今，它为华为最新款的手机提供时髦的屏下光学指纹解锁功能。

　　他把原因归结于自己的不自信。2004年，因为“对面就是香港”，吴烨彬在高考志愿栏填上了深圳大学，选了当时最热的工业自动化专业。

　　他的办公室更像一个实验室，一张长桌占据了大部分空间，上面堆满电路板、拆开的笔记本电脑，以及各种电子设备的半成品。那个智能水杯也在桌子上，只不过已经变成了一个笔筒。

　　平时都用一次性纸杯喝水的吴烨彬，对杯子没有太多研究。这次为了做好产品，他选择了国内顶尖的骨瓷材料，芯片也用了“高大上”的英特尔。

　　在深圳，不管是什么来头的创客，在拥有1万人的工厂老板面前，天花乱坠或趾高气昂地宣讲自己“可以改变世界”的产品方案后，最终只会得到一个同样回应：“你要多少量？”

　　35岁的吴烨彬见证过华强北的潮起潮落。

　　吴烨彬还记得自己第一次踏上非洲土地，那时天还没亮，冰凉的空气灌进鼻孔，周围安静得只有鸟鸣声。但他却抑制不住内心的涌动，他说那种感觉就像当初在华强北时一样，每天都有源源不断的肾上腺素驱使他向前冲。

　　2015年，东莞兆信通信实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在家中拧开了煤气开关。这家年产量曾达到300万部的代工厂，因为资金链断裂，轰然倒塌。在绝笔信里，这位董事长写道：“愿赌服输，我输了。”

　　同样在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几家图像传感器芯片巨头为了止损，提高产品售价。一家名叫格科微的中国公司抓住机会，推出成本低于对手20%的产品，杀入市场。那一年，格科微在手机图像传感器市场的份额从国内第三变成第一，江湖地位从此确立。

　　那几年，创业的风口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想成为那只“飞起来的猪”。他身边突然多出不少创客，谈论着他们“可以改变世界的产品”，然后拿到风险投资。故事本来才刚开始，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圈子里的成功例子。

　　华强北某电子市场内部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海/摄

　　“因为进入门槛很低，新产品不管听上去有多疯狂，都可以试验。自由的信息流把没有关系的厂商联系到一起，形成草根创新。”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创始人李大维说，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创客空间”上海“新车间”的创办者。

　　“一年推出几十款手机，只要一款赚钱就够了。”深圳市手机行业协会秘书长余京蔚告诉记者，他在2007年来到深圳，当时还是一家手机厂商的采购经理。

　　传音手机出现时，当时在做手机零件采购的余京蔚要经常“下厂”。他记得当时国内市场逐渐饱和，尤其是国产品牌手机崛起后，大量廉价手机成为“过剩产能”。

　　2017年，吴烨彬与非洲当地青年。

　　“如果在其他城市，一定有人说我疯了。”吴烨彬皱起眉头，“但在深圳，nothing is impossible。”

　　“光棍1号”发布不久，吴烨彬遇到了自己的江西老乡、国内女鞋制造业大佬、华坚集团的董事长张华荣。

　　这款可以显示温度、定时提醒喝水，被他寄予厚望的智能水杯，最终的销量惨淡无光。后来他又尝试了智能鞋子、智能衣服，结果因为不熟悉供应链，统统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