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险家很难回答“为什么”

科莱考尔事后几个月都不能走出惨烈的阴影，并饱受遇难者亲属的指责。他对山难详尽的报道更加剧了这一点。他在《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中把“为什么要攀登”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加以探索，而读罢掩卷，与其说能得到一个答案，不如说只是被深深打动了。当答案指向人性的边缘，也就只能被打动了之。

走入荒野

珠峰魔力

1920年代，是探险的黄金时代。

这位理想主义青年，景仰托尔斯泰能“抛开财富和特权，优游于贫穷的世界”。他把账户上剩余的两万四千余美元学费捐给公益机构，开车远飏。当车陷入泥泞不能动弹时，他抛弃爱车以及车内许多物品，包括一把吉他，那是他父亲在他出生时送给他母亲的礼物。最初的浪迹是在西南方美墨边境地带，后来回国周游、打工赚钱，最终北上阿拉斯加，在森林里独自生活了近四个月。1992年7月3日，当他决定终止这种生活、重返文明时，季节使必经之路上的泰克蓝尼卡河的河水阻挡了归途。他原路返回栖居的史坦必德小径一辆废弃巴士，因误食毒物和饥饿，可能死于8月18日。十九天后，一些路经此地的当地猎人发现了他的尸体。就在7月的某一深夜，饱受思念之苦、担惊受怕的克里斯的母亲，在睡梦中听到他的呼救声而惊醒。

他同时还是个爱划船的人。这个领域里那些令人眩然又迷惑的出类拔萃者，同样不能逃脱那个永恒的追问。

乔恩·科莱考尔除了是一位记者、作家外，更重要的，他也是一名登山者。1996年受《户外》杂志聘请，他跟随著名高山向导罗布·霍尔率领的商业登山队成功登顶，并见证了因暴风雪而导致的严重山难，包括罗布·霍尔在内的五名队友死亡。那个春季，珠峰一共夺去了二十名攀登者的性命。实际上，有的成功者一次、再次地经过倒在路上的攀登者身边而不加援手：“他们看起来处境很危险。我们已经疲惫得无法帮助别人。在海拔两万八千英尺以上，人们无法苛求道德的尺码。”那儿的最高道德是：我要登上珠峰！

克拉库尔的钱不够飞往阿拉斯加，因此在华盛顿州靠打工搭上一艘渔船北上，五天后到达一个叫彼德兹堡的小镇，在雨中走上码头，茫然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坐在图书馆屋檐下躲雨。一名高大活泼、热情外向的妇女跟他聊天、邀他去家里晚餐，并让他留宿在她家的地板上。听着主人从隔壁传来的平稳呼吸声， 克拉库尔写道：“多少个月来，我一直说服自己并不在乎生命中缺乏亲密关系、缺乏真正的人际关系，但因这名女性的陪伴而使我感受到的快乐——她的笑声、她无意中碰触我肩膀的手，揭露了我的自我欺骗，使我空虚而心痛。”

魔鬼拇指山位于阿拉斯加和英属哥伦比亚交界处，由底部冰河算起共六千英尺高，壮丽雄伟的北坡从来没人爬过。克拉库尔二十三岁时，“受到一股我无法控制、无从理解的力量驱使”， 决定给自己这个挑战。那是1977年。他自称受着尼采、凯鲁亚克和艾德华兹等人的作品影响。后者是受尽折磨的作家、精神病学者和英国当代出色的攀岩专家之一，后服氰化物自杀。艾氏将登山视为一种轻度精神病倾向，他并不是为运动而爬山，而是为了从束缚他生活的内在折磨中寻找避难所。

保尔·梭罗克斯在他的旅行笔记《喜爱新鲜空气的人》的序言中，把自己说成一个天生的出走者，着迷于做个异乡的陌生人。“我在成为一个旅行者之前便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了。”

马洛里并非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匹夫，他曾就读于温切斯特公学和剑桥，是凯恩斯的同学和好友；也是英国著名公学查特豪斯的教师与书院长。但这些知识背景只是让他说出了“因为它在那儿”。

身在同一支登山队的男性并不讨厌她，甚至对她不吝赞誉之词。身在其外者就不同了，她仍被视为“正面看台上的业余爱好者”，“更像是位社交攀登者”，“许多燕尾服上留有桑迪·皮特曼抓过的痕迹”，“如果让她默默无闻地做这些事，我想她是不会登山的”。

他的故事被西恩·潘拍成电影《荒野生存》，2007年上映。这是部动人的影片，它改编自强·克拉库尔的作品《阿拉斯加之死》(Into the Wild ）。强·克拉库尔就是乔恩·科莱考尔的台译。

“珠穆朗玛峰一直如磁石般吸引着疯子、爱出风头的人、无望的浪漫主义者和那些对现实举棋不定的人们。”乔恩·科莱考尔（Jon Krakauer）在《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一书中说。他提到一种“不愿同情弱者而崇尚坚强、自傲和辛苦劳作的攀登文化”。他也写到一位有趣的女性桑迪·皮特曼。这位富有的女士登山时会带上各种美食和电视机、录音机。1996年攀登珠峰，她带着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摄像机，四部相机，两台打字机，CD唱机和打印机各一，还有威士忌、咖啡壶和四个巧克力彩蛋。她还带着一叠叠关于她的报道剪报，给珠峰大本营里的人们阅读；特快专递给她送来最新出版的《时尚》、《名利场》、《人物》等杂志。

划过太平洋

很多人都知道那句著名的回答,1924年，当《纽约时报》记者问马洛里为什么要攀登珠峰时，他说：“因为它在那儿。”这几乎成了永恒的豪言壮语。被忽略的另一面是，那提问同样永恒。对人类中那些将走去很远地方的人，发问是自然的：要去哪，为什么？有些人并非为利而往，因而令人困惑。

而对于这些离经叛道者而言，就算竭尽全力达成目标后，伴随的往往反而是失落感。人性之网大于文明之网,因为它永远伴随着人，那才叫法网难逃。

《阿拉斯加之死》被西恩·潘拍成电影

他自述自己像克里斯一样，父权的威压激起少年的愤怒，同时又渴望取悦于他。“如果有什么吸引了我热情奔放的想象力，我就会以近乎痴迷的热忱追求它。”克里斯的出路是走进荒野，他的出路是攀登。

他在攀登线路上一再受阻，在危险的峭壁间找不到坚实的冰层，上攻又下撤。15日决定在山峰间过夜，天空冷清无云，黄昏时分，他能在西方看到彼德兹堡灯火闪烁。他孤身崖壁，想象着常人此刻在看电视转播棒球赛，在明亮的厨房吃炸鸡，喝啤酒，行鱼水之欢。他因为强烈的寂寞而悲伤莫名，从没有这么孤独的感觉。

《阿拉斯加之死》是一本精彩的力作，作者通过寻访在克里斯生命最后阶段与他相逢的一个又一个人，一点一滴呈现他的足迹，直到它永远停在史坦必德小径。但那毕竟有赖口述和各种书面资料来重现。事实上，克拉库尔本人也是有故事的人，而他更在书中直抒胸臆。

5月6日，他跋涉过危险的冰帽，到达扎营地。他用最后的一百五十美元，让丛林飞机驾驶员给他空投食物、露营设备和登山工具。在约定时间到来后的四天里，雪一直下，没有飞机能够抵达。他坐困愁帐，束手无策。10日夜，飞机终于出现，但不敢飞太低，看不到挥手大叫的克拉库尔。但这位驾驶员知道他面临的险境，没有放弃，在一个小时里绕行不去，最后看到了岩石中的克拉库尔，三次低飞抛下六个箱子。危机解除了，飞机消失了，寂静再次笼罩冰河， 克拉库尔感到自己孤独无依，脆弱迷茫，不由得啜泣起来。

“文明”是一张网，这些冒险犯难的人们挣脱出去，探索的是人的极限。他们网外的惊世骇俗之举，给网内的人们带来难以纾解的困惑。在大航海时代，因为蕴含着巨大利益，，冒险犯难成为主流价值，探险家受到鼓励和资助；但当冒险并无“益处”时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并不会在山顶或旷野找到藏宝或科技发现。

冒险者往往很难回答“为什么”这个难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