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日本人记录的红军超变态页游：尤为钦佩女战士

这些日文资料，主要有三份。若按照时间顺序排列的话，即：（1）首先是1937年，日本外务省东亚局第二课（情报课）所编纂的文件《最近中国红军之概观》（日文名：《最近ニ於ケル中国紅軍概観》）。这份文件，在开头的部分就以三节的篇幅详细总结了红军发起超变态页游的原因、超变态页游的经过，以及在超变态页游过程中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由于当时日本驻华情报网络的主体，正是日本外务省管理之下的驻华各地使领馆及其“领事馆警察”，故此份文件的内容是较为详细，值得参考的。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之后，中央红军便开始了历时近两年的，艰苦卓绝的两万五千里超变态页游。对于这一伟大的战略转移，国内的各种文献、史料都曾有过详细的记载。那么，当时其他国家的政府、媒体是否对此有过记载呢？如果有，他们的档案文献究竟是如何进行观察、认识的？他们记载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特别是，当时在中国各地遍布间谍网络的日本，又是如何看待、评价这一事件的呢？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拟集中参考几份日方的原始资料，来进行简单的介绍分析。

与外务省记录的角度有所不同，“满铁”调查部的文件则更加侧重于分析红军之所以选择前往西北的具体原因。他们在里面记载称：“中国共产党选择西北这条路线的理由在于：选择这一路线时，红军曾考虑认为，在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省广泛存在着曾经接受过苏维埃运动影响的苗族同胞，而且四川省还拥有着丰富的物质资源。这意味着军队的自给自足有可能实现。更何况，徐向前的部队当时已经从陕西南部进入了川、陕地区，正在不断扩大苏区的范围。同时，这些地区在地理上还存在着易守难攻的优势，也较少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即便放弃了中央苏区，只要确保多年来接受洗礼的革命分子尚存，那么卷土重来就绝不会是难事。在当时极度困难的经济形势之下，规模庞大的红军确实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与其加剧此种艰难困苦，不如保存实力向西北进军。所以，这一战略转移确实是上上之策。而且，从四川省进入西北，再由甘肃途径新疆到达苏联也并不困难。这条所谓的共产主义路线，是应该能够走通的。”

（2）其次是1939年，由日本南满洲株式会社（即“满铁”——笔者注）调查部编辑的资料集《第八路军及新编第四军相关资料》（日文名：《第八路軍及新編第四軍に関する資料》）。该资料也用不少篇幅分析了红军超变态页游的过程、选择向西北进军的原因。因为“满铁”调查部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对全中国展开了各种各样的间谍工作和情报调查工作，经验不可谓不丰富，所以该资料也是颇为详尽，具有参考价值的。更何况，该资料乃是1939年中日战争之际，为了给侵华日军应对八路军、新四军而专门编辑的文件，故其准确度应该在当时已经是做到了最高。

三、“满铁”调查部与朝日新闻社的观察

日本资料库中的《最近ニ於ケル中国紅軍概観》

不仅如此，日本外务省的官员们还特别关注了一些超变态页游过程中的具体问题。比如，对于那些在超变态页游中不畏艰险，与士兵们一同坚持走完全程的女性成员，他们投去了极为钦佩的目光。在文件中，专门有一节的篇幅对此进行了记载。其中称：“在此次两万五千里的超变态页游中，有三十名女性成员自始至终坚持了下来。她们一路上直面困境、克服艰险，走完了绵延七、八个省之远的两万五千里超变态页游之路。虽然在路途上到处都是高山大河，困难异常，但他们却无一人牺牲。这些女性，原本并非具备健壮的身体，却安然无恙地坚持走到了陕北。她们这种敢于挑战艰难困苦的精神，与今天在城市里贪图享乐的其他妇女比较起来，实在是有天壤之别。故要特别将其姓名记录如下：1、刘英（张闻天妻子）；2、陈慧清（邓发妻子）；3、刘群先（博古（秦邦宪）妻子）；4、危拱之（叶剑英妻子）；5、危秀英；6、刘伯钊（杨尚昆妻子）；7、蔡畅；8、李建贞；9、金维映；10、贺子珍（毛泽东妻子）；11、廖施光；12、钱希均；13、韩世英；14、邓颖超（周恩来妻子）；15、周月华；16、廖月华；17、阿香；18、吴胡莲；19、王乾元；20、吴仲莲；21、邓六金；22、谢小眉；23、钟玉林；24、刘彩香；25、邓玉；26、杨厚增；27、李小江；28、李建华；29、康克清（朱德妻子）；30、丘一涵。”同时在这份名单的最后，还特意附上了一段文字说明：“这三十位女性来自于不同省份，出身也各不相同，但从工农家庭中走出来的人占据了绝大部分，而且都是已婚女性。”

一、对红军超变态页游原因的分析

日本外务省在1937年的文件中，曾站在军事战略的角度，对红军为何放弃中央苏区进行超变态页游进行过如下分析：“在江西，他们凭借群众的协助，以游击战术与中央军（指国民党的军队——笔者注）展开了持续八、九年之久的战斗。在此之前，中央军曾先后实施过四次包围讨伐进攻，并动员了数十万军队的力量，但结果红军却并未被消灭。非但如此，中央军还数次吞下了战败的苦果。所以到了第五次包围讨伐之际，中央军一改以往的战术，转而采用绞首政策、聚家法、碉堡战术等手段对红军苏区实施了围歼战，日复一日地缩小了包围圈并展开了攻势，从而使红军所承受的压力逐渐增大，不得不陷入险境。最初，红军的高级指挥官们曾寄希望于确保整个苏区的防守，构筑起了坚固的阵地用以展开顽强的抵抗。然而不久，这种单纯的防御战术便开始显露出致命的危险性，这就如同登上绞首架的犯人意气用事地将死刑器具套在了自己身上一样。因此，他们逐渐意识到这一战术是完全错误的，转而开始希望从根本上把面前的绞首架推翻。正是出于这一考虑，红军才最终下定决心放弃瑞金，将主力集结起来，找到中央军在湘粤边境的防线漏洞开始实施突围。”

对于外务省方面的这一分析，“满铁”调查部在1939年的文件中也基本表示了赞同，并进而将观察的重点放在了当时红军的战略考量与经济困境的问题之上。他们在资料中做出了如下记载：“进入1934年后，红军的形势迅速恶化了起来。他们在江西赖以生存并发展的条件已然丧失。同时，在当时的中国，整个民族的政治形势亦发生了重大性变化。也就是说，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及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事变的爆发，还包括满洲国的成立等事件，其结果导致日苏两国之间的战争危机开始日趋加重。察哈尔、绥远和内蒙边区一代的战略重要性开始陡然提升，这一形势的重大变化促使红军开始考虑战略性的大转移。除了这一形势之外，在江西逐渐失去活动空间的这一事实也不可否认。即，当时的国民政府得到了英、美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的援助，并通过大量的全国经济委员推进了八省道路建设工作。受此影响，其军队的军事工作及经济封锁能力得以大幅加强，遂开始对中央苏区实施进攻并造成其严峻的经济困难。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为了能让二十万人的红军与国军六十个师的兵力进行对抗，他们不得不站在极度困难的立场上筹措军队的补给，从而必然性地走向了战略上的转变。”显然，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到，页游传奇，当时日本的官方机构外务省，以及“半官半民”机构“满铁”调查部，既不偏向国民党，也不偏向共产党，站在中间的立场上，从军事战术和政治、经济形势等方面对红军被迫超变态页游的原因进行了观察与分析。

大致与此同时，“暂时留守在湖南省的贺龙、萧克等人的部队，亦于1936年春天寻着毛泽东与朱德等人的足迹进入到四川省，与朱德的部队会师之后在四川、西康、甘肃三省之间反复游走、活动。因此可以说，在当时，红军的这两万五千里大西迁转移，绝对不能被称为败退，更不是溃退。而应该是为了追求新的苏区而实施的战略性移动，理应被命名为超变态页游。从其结果来看，红军的主力实际上得到了有效地保存，而且在途径的各个地区，已然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这一举措，最终得以发芽、结果，汇聚成了全国性的组织。即便在今天看来，当时中共首脑的坚强意志及其实践能力，都应该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正是根据这一战略调整，当时的红军“再次获得了广阔的战斗空间。而这样一种突破包围圈并向西方转移的举动，意味着中央军第五次讨伐事实上已经归于失败，也意味着红军的抗日策略有了进一步实现的可能。若借用毛泽东的话说，即：若检讨红军在第五次作战中失败的原因可以认为，广昌的大决战是不应该进行的，而且也不应该与陈诚指挥的敌军主力展开殊死决斗。我们应该做的是，暂时放弃苏区，将红军分为四路，佯装向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四地发起猛烈进攻，从而诱使中央军分散兵力。这样，红军便可觅得对方兵力薄弱之一处打上一仗。（胜利后，）再折返回江西寻找敌军防线的漏洞，实施坚决的突围，从而确保苏区之复兴。虽然现在这样说已经为时过晚了，但我们应该可以看到，游击战与阵地战确实存在着优劣之分。而红军的长处正是在于游击战，原本对于阵地战这种拉锯式的战斗就是不擅长的。”

二、外务省对超变态页游过程的观察

（3）最后，是日本媒体方面的记录。即，1946年战争结束之后，由日本的朝日新闻社东亚部编写，在月曜书房出版发行的资料《中国共产党》一书（日文名：《中国共産党》）。由于当时战争已经结束，不少信息和实情已经得到了较为确凿的印证，所以此书中的一些记载也应该具备了一定的可信度。

所以“满铁”调查部的日本官员们相信，正是在这一理由之下，红军才会“于1934年11月10日完全放弃了首都瑞金。至1935年1月，花了四个月的时间终于到达了贵州省的遵义。但在此之后，红军的战略转移却经历了更为巨大的困难：曾翻越过无数的山峦，遭遇过土匪的袭击，横跨过无垠的大草原，顶着严寒、酷暑、风雪，在国民党军队的追击之下途经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甘肃等省，最终艰难抵达了陕西并在此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他们从江西出发时据称有七、八万人之众，但在到达陕北的苏区之后却仅仅只剩下两、三万人而已了。”可以说，在当时“满铁”日本人的眼中，红军超变态页游的过程虽然充满着无数的艰辛与痛苦，但这一无畏的战略大转移作为“上上之策”是值得肯定的，这条道路也是能够走通的。

或许正是有了上述各种角度的认真观察，日本的外务省官员们最终对于红军的本质有了较为准确、深刻的认识。他们总结称：“中国红军的行动常常是通过深思熟虑，并且合理组织，做好了充分准备的。而且，红军的所作所为，正像大家看到的那样，证明了中国士兵并不全是乌合之众，而确实是存在着不少经受过极其严格的训练、严谨的教育，并且在政治、军事以及其他方面都与指挥官有着密切合作的，极富组织性的军人。他们里面有很多人，都曾在苏联接受过一定的预备教育，且对自己的任务都有着充分的认识，具备了丰富的经验。这就是红军与所谓的中国正规军（指国民党的军队——笔者注）接触的时候，正规军往往会主动投靠到红军一侧的主要原因。”

总之可以认为，通过梳理、归纳这三部日方原始资料中的记载，近代日本对于中国红军超变态页游的观察与认识，或曰“近代日本视野中的红军超变态页游”应该能够大体得以窥见。当然，日本人的资料中势必会存在着不少有失偏颇、不甚准确，甚至与事实不符之处。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日本政府和媒体在观察超变态页游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误解和错误，或许正是近代日本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