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当非洲遇见社会主义（中）（全文）

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重要的理论家卢齐欧．劳拉（Lucio Lara）在接受南非共产党采访时，在谈到过去的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时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只承认有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经验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修辞没有把我们引向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旧殖民的要素和新殖民主义都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他们假借社会主义之名搞资本主义之实”（South 变态页游n Communist Party[SACP]1978:33）。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默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med Siad Barre）在1976年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叫索马里社会主义，也不是非洲社会主义或者伊斯兰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World Mxist Review1976:71）。而就在十年前，尼雷尔还拒绝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提法，他说：“我认为，凡认为有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它的配方已经被人类知晓，那就是对人的智力的侮辱”（Nyerere1968:77）。

坦桑的农民在殖民时期并没有受到残酷剥削，多少个世纪都处于封闭的田园生活状态，因此即使进入了社会主义，也没有焕发出多余的劳动热情。1977年，尼雷尔不得不承认自己改革的失败，承认这十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令民生得到显著改善（Nyerere 1977）。这主要是因为坦桑拒绝进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所以拿不到发展经费，这样，坦桑只能极度依赖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如荷兰和北欧的贷款和资助。

在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科学社会主义者和非洲社会主义者都以对对方的否定来形成自我理论的论述。两者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别，但核心还是对非洲社会内部有无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否是非洲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力的火爆网页游戏私服。“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阶级问题敏感过度。坦桑尼亚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伊萨．席福基（Shivji1974）是去年北大主办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唯一邀请的两位非洲学者之一，我对他非常敬佩，但他在1974年写的著作《在坦桑尼亚悄悄发生的阶级斗争》（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in Tanzania），受绝对公平论的影响，竭力指出在尼雷尔领导的乌加马社会主义新村运动里面出现的贫富差别，不能不让人觉得这种高度斗争哲学的危害性。

莫桑比克革命后的首都马普托

领导几内亚比绍殖民斗争的阿米尔卡．卡布拉尔

1969年，蒙德拉内被暗杀，临死前完成《为莫桑比克而战》（The struggle forMozambique）的重要党史著作，详细介绍了莫桑比克民族主义起源、解放阵线缔造过程和最初的解放运动，同时也揭示了党内的斗争以及解放阵线如何从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向社会主义政党过渡的过程。蒙德拉内在临死前的一次演讲中说：

在柏林会议上，14个欧洲列强按照自己利益切分了非洲，史称“瓜分非洲”的会议。其中英国和法国各获得非洲三分之一土地的占有权，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比利时，它将拥有丰富资源的刚果收入囊中。欧洲切分非洲的方式不完全是按照国家利益切分的。反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衡当时在非洲的私人企业、商人、军人和传教士的地盘利益。至于非洲人怎么想，一点没在他们脑子里。其结果是，拥有共同语言和信仰的族群被拆散，村落甚至家庭被一分为二，从此可谓天南地北，生生被一条人为的国界线分隔。如果分界两端恰巧被不同的国家殖民，若干年后，这个分裂的族群将因分别说不同的欧洲语言而无法交流（Brockway1963:10）。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昔日的瓜分者一夜之间变成了非洲民族国家的制造商，四十多个国家短短几年从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独立，像从流水在线生产出来的一样。这些国家基本没有通过激烈的战争获得独立，而是英、法改变了策略，决定和这些地方的民族主义者合作，原因在于他们担心，一旦将来抵抗运动兴起，反殖民战争爆发，便可让社会主义国家趁虚而入，使非洲面临大面积赤化的危险（vanDerVeen2004:28）。英、法在这方面是比葡萄牙有远见的。果然，以和平方式独立的国家对前宗主国保留了相当的好感，尤其是西化的知识分子们，血管里流淌的已经是欧洲文化的血液了。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就经常表示以能把握法国文化为荣。由于不是通过革命建国，无论是民间动员的力量、党的革命彻底性、干部的培养、人才的储备等都不足以让新的国家可以完全脱离欧洲而发展。相反，当西方把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和经济体系交给新独立的政府时，政府除了利用现有的殖民系统，几乎很难立刻有新的作为。连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敢拒绝送给你的民族国家形式，从而大胆妄为地另辟蹊径，重新以传统的文化共同体来设计更为合理的非洲国家形式。

四、国家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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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特别根据坦桑的历史经验说，真正让社会发展的不是钱而是人。这样，他等于按照坦桑传统的生产方式融入国家财力的支持来探索发展坦桑现代化的道路。他明确提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目的是人。桑戈尔在许多方面和尼雷尔相似，比如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双重标准：经济标准和文化标准，或者用中国的概念，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进步的标准。他明显的顾虑是，国家不能只搞经济建设而忽略人文价值的再造。他为全党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只是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文化并没有进步，这种发展有什么用？”